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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炆归宿贵州息烽西望山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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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烽西望山山麓华联寺遗址,生长着一棵约六百年、外围需要六人合围的银杏树。在紧靠银杏树左前约一米处,有一座塔身较矮、上部是六角的七层塔林,其正面第五层镶嵌了一块很小的石碑,雕刻着“徹颖和尚宝塔不知建始何时,据碑文有大明辛酉五月字样,历年既久讫无;华严堂上徹下颖大和尚塔,考证今合堂重为监造,惟记今年月日时云耳。”的正文,落款为“咸丰七年三月吉日立”。同时,在塔身碑面的左侧第一面雕刻有“入化巳难追古迹”、右侧第一面也雕刻了“慰幽魂重修猶可” 的一幅对联,而且,字体分别是两人所书。

笔者曾在《贵州息烽西望山永乐盟誓碑解读》〈以下简称《解读》〉一文中,叙述“盟誓碑”上发现了一个侧面站立背着手的隐形人像图案,推断是被明成祖朱棣“清君侧,靖国难”历史事件而下台逃亡的明朝第二任皇帝朱允炆,于永乐五年正月发誓出家归隐西望山时的自画像;西望山寺院群是当时的贵州宣慰使水西土司首领安氏出资并与朱允炆共同修建,供其出家修行的秘密据点;僧人是地下武装力量,既要保护朱允炆的人生安全,又要维护水西土司政权稳定。那么,位于毗庐寺遗址的“盟誓碑”与华联寺遗址的“徹颖和尚宝塔”及西望山山麓的其它相关寺院有什么内在联系呢?由于《解读》一文是基于“盟誓碑”上有十三个发现的结果,并以此作为证据判断了“盟誓碑”是朱允炆所书所立,是一块御碑。之后,随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陆续又发现了新的证据或线索,综合考证后得出“徹颖和尚宝塔”就是明朝第二任皇帝朱允炆坟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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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徹颖和尚宝塔透露的历史文化信息

民国《息烽县志》载,编写该地方志的总纂顾枞老先生游西望山写下了《华严寺宿》诗与短文,其中短文如下:“一僧埋骨华严寺侧,不起塔,石冢巍然。富者之墓亦难比伦。冢前丰碑大书深刻,不过尔尔。冢右一大银杏树,可四人围,高且百尺,枝叶蓊蔚,当非指百年物。树下有一塔刻字,字漫漶,……。”顾枞老先生对徹颖和尚宝塔的记录及评价体现了:塔林不高,外形建造是有钱人都达不到的设计标准,说明僧人极其特殊的身世;塔身正面及左右两侧分别阴刻了笔画很深的文字,指现存于塔身上的碑文与对联,意思简单明了;塔身其它三面因风化看不清楚文字了,以及银杏树形态与塔林的位置关系等。阅读碑文后能够清晰判断,塔林仍然保持了第一次重修后的外貌,仅是现存石碑是经过考证第一次修建所立石碑的内容后,于咸丰七年三月再立;也反映了原始塔林碑文仅有“大明辛酉五月”与“华严堂上徹下颖大和尚塔”字样。塔林经过第一次修建并重新立碑后,在原始碑文基础上增加了“今合堂重为监造”文字,同时,塔身还雕刻了“入化巳难追古迹,慰幽魂重修尤可”对联一幅。另外,考证佛教寺院周边塔林后发现,凡葬于类似位置的僧人,不是开山始祖就是高僧大德,是其崇高地位的象征。

那么,徹颖和尚原始塔林碑文与第一次重建后雕刻的对联有何含义呢?

碑文“上徹下颖大和尚塔”中的“上”字是指“天子”即“皇帝”;“徹”字是与读音一致的“侧”字相通,寓指明朝初期燕王朱棣发动的“清君侧、靖国难”历史事件;“下”字是指“退让”寓指朱允炆退位;“颖”字又与读音一致的“隐”字相通,指“归隐”或“彻隐”,寓指朱允炆彻底归隐。因此,“徹颖”和尚宝塔中“徹颖”二字与“盟誓碑”上“侧隐”人像二字指的就是同一历史人物朱允炆。那么,碑文中的“华严堂上徹下隐大和尚”,即“徹颖”和尚的僧名,则是朱允炆的法号之一了;碑文中的“塔”就是朱允炆圆寂后的坟墓。上述碑文内容概括折射了朱允炆被“清君侧、靖国难”后退让、逃亡、出家归隐、圆寂葬于西望山的历史脉络。塔林所反映的文化,除证明了朱允炆践行永乐五年正月盟约誓言外,还证明了笔者在《解读》一文对华严寺及其它寺院是朱允炆与水西土司首领所建,皇帝以西望山为秘密核心据点归隐修佛,视情况云游四方的判断。另一方面,碑文“辛酉五月”,也不是徹颖和尚朱允炆出生时间,应该是他圆寂年份。据《明史》载,“建文帝朱允炆出生于洪武十年,即1377年12月5日,……”,因此,他在世的截止时间是1441年5月,享年64岁。

据《息烽文史》载,“华严寺由僧人‘寂受’兴建于明初,之后再无‘寂受’信息披露,而徹颖和尚在生之年华严寺无记载,其圆寂后却葬于寺院的特殊位置”。文献仅对“寂受”僧人与“徹颖”和尚身份置疑,未深究。那么,僧人“寂受”与和尚“徹颖”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呢?这里的“寂”字与“接”字相通,“寂受”寓意朱允炆“接受”其叔朱棣为帝的天下。因此,“徹颖”和尚与“寂受”僧人就是要寻找的同一历史人物朱允炆。“寂受”是其永乐五年出家在世前的法号,而“徹颖”则是其圆寂后留给后人破解其秘密身世的另一法号。

另外,塔身雕刻的对联上句,“入化巳难追古迹”中的“入化”二字是成语“出神入化”省写,指处于生死困境中,塔林主人逃生行踪已达出神入化境界,既蒙蔽了朝廷追杀,也避开了社会监督得以平安生存,令人敬佩;对联中“巳”字是指地支的第六位,十二生肖属蛇的人,朱允炆也是属相为蛇;而其中“难”字即是“灾难”之意。那么,“巳难”是指发生在明朝初期属蛇人身上的灾难,进而准确披露了“靖难之役”主人朱允炆的身世与经历。对联中的“古迹”二字指古代留下来的文化遗迹,传下来的建筑物,包括先民在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上具体的遗迹或遗产。因此,“古迹”往往都是指影响力大而造就社会文化的英雄豪杰,帝王诸侯与贤哲首当之列。此句对联是第一次修塔林人对塔主人的全面评价,也反映了他生前生后非普通人的地位,肯定其行踪都是“古迹”。因此,“入化巳难追古迹”的寓意为,“靖难之役”后,朱允炆出神入化的逃生境界,所造就的西望山神秘历史文化,令人探寻和追思。至此,笔者还要重述在《解读》一文中,对“盟誓碑”上“万古丛林”四个字寓意。“古”字一般使用地名、古物及人过世后安葬之处,多用于来者对前人的评判,而立碑之人预先定性“万古丛林”,也反映了自已不寻常的身世。因此,“万古丛林”指朱允炆永乐五年正月发誓岀家栖息西望山,因他们兴建西望山寺院群而使其成为万古寺院丛林,又因他的行踪归宿存在而使其成为历史文化古迹,这也是“万古丛林”以及西望山其它石构件所刻“千古英雄”、“亘古不磨”、“永垂万古”所指成为“古迹”的内在逻辑。

那么,第一次重建塔林之人又有哪些呢?

塔林对联下句“慰幽魂重修猶可”,其中的“慰”字是“安慰”、“慰问”之意,既是对贵州宣慰使水西土司官府中“慰”字的指定,又表明了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张问达、安国亨与塔林主人的关系,也导出了当朝万历皇帝对重修塔林的背景,折射了朱翊钧刻意安排的历史真相;还证明了塔林第一次重建时间也是兴建毗庐寺与报恩寺的时间,也是同一波人所为。因此,为了祭奠朱允炆,这句对联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当朝都给事中张问达带来万历皇帝对朱允炆在天之灵的慰问而重建塔林;第二层指贵州宣慰使水西土司安国亨为安慰朱允炆在天之灵而重建塔林。那么,塔林上对联便是由张问达与安国亨共同构思后分别书刻,经过对两人现有的书法字迹比较,安国亨书写了上联,张问达却写了下联。由此推断,西望山建庙祭祀、重建塔林都是皇帝朱翊钧秘密组织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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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联寺遗址石构件图文透露的历史文化信息。

遗址内散落着镂空雕、浮雕等数量众多的石构件,体积大小不一,造型奇特多样。一些构件单体宽约1米,长近3米,重量以吨位计算。一些构件被埋在土里或不知去向,图文仅能看见一面或者局部,因此,所能考察的石刻也是其少数。石构件经历约六百年的自然风化,特别是人为严重毁坏,仍有一些图文清晰可辨。

石构件之一:盘龙方柱两根,各雕刻一条龙纹,其中一条口吸宝珠;它们分别高约1.2米,每个截面积约0.06平方米。

石构件之二:被毁坏的大型构件一端成圆柱形,雕刻了一条后半身是升龙、前半身是降龙的行龙纹,其神态失去了威猛霸气。同时,龙身不同区域又雕刻了相连的线或块状精美装饰。

石构件之三:有长方体石磴三个,分别高约0.7米,每个截面积约0.16平方米,它们仅两面有图文。

其中一个石磴正面雕刻了“大江东去,淘尽千古英雄,叹当年岭鹫湼槃,侣属慈心高眼;”诗句,其“雄”字中“单人旁”写法少了“一撇”,仅写了“一竖”即成了“|”字。另外,石磴侧面右下角雕刻了如从地面突然窜出张口的龙首,它尤显霸气,龙身折隐后露出降龙尾部;在龙头的上方,又雕刻了一个戴着明朝官帽的人,他背靠牵着的马,而马遇到龙后由于恐惧呈现前双腿叭下与低头的样子;位于画面顶端还雕刻了一个祥云之中大跨步的人。整个画面龙首位于下端角落处,极不符合龙纹雕刻的常规布局。

另一个石磴正面雕刻了:“白马西来,别却一天日月,令后世螭坳,稽首俱生福慧谛”诗句。同时,在石磴背面还雕刻了身躯是龙、龙首是僧人打坐的修行图,即僧首龙身纹饰,其左上方也雕刻了佛祖图案,他们的双手都分别拿着经圈,形态相似。

再一个石磴侧面雕刻的图案毁坏严重,纹饰难识别,仅能辨出正面雕刻“三千世界过□□,□封座上金莲□,□玉露此中有掺,记遍馥之禅。”诗句的部分文字。由于与诗句对应的第四个石磴不知去向,导致了诗画内容缺乏完整性。

石构件之四:一块两头都是圆柱形的长方体构件,左面高处雕刻一条警觉张望的五爪行龙,在其视线前方还雕刻了一头猛虎与一只大燕。从构件左面下方至石边,依次雕刻了皇帝坐在龙椅上,其两侧站立一男一女的仪仗画面;雕刻了皇帝着急无奈随便坐于地上,听取身旁跪地、躬身合掌之人秘密禀报画面;雕刻了一个人挑着担子,另一人柱着拐杖赶路画面;雕刻了城墙上、城门外人们走动告别画面。构件中间雕刻了皇帝似佛祖的坐姿,稳如泰山之样,四周除了侍从外,还有人挥鞭驱赶动物的忙碌场景,也有草帽与葫芦的画面。自构件的右面至左边,还依次雕刻了皇城内房屋建筑、城墙、城门及城名“明君城”三个字;雕刻了两个人向“明君城”即皇城作拜别的图案等。

整个图案体现了皇帝外逃前恐慌、无奈、镇定与悄然离开皇城时的画面。

石构件之五:一小型栏扳雕刻了官员室外处理政务、旅途辛劳、佛祖庇护的画面。

首先,在构件左方刻画了一个人位于四层台阶的高处,他于双层亭楼外坐着、手拿帽子放于腿上接见下属的图案,其坐姿与气度非常人能及。同时,在自上而下的第一平台处,雕刻了一个人合掌站着,应该是坐于高处之人的下属或者护卫图案;于第二层平台上,雕刻了一个人拱手躬身,是在向上面坐着的人禀告图案;在画面最低端处雕刻了站着的两个人,他们之间有一定距离,其中一个人站在台阶正面,拱手仰望坐于高处的人,是等待有事禀告或接受指令,另一个人则是拱手站立左下方,应该是坐于高处之人的下属或者护卫。这个区域的画面,凸显了五个人不同职位特征的公务活动场景。

其次,在构件中间偏左下的位置,雕刻了一个背着草帽坐于房屋窗台前休息的人,他右手放于腿上,左手揣着一个碗,是吃饭或喝水的样子;在其左侧稍低位置,有一个人跪着,双手还抱着一个小桶面向坐着的人,他是在禀告与服务坐在高处休息的人;在其左侧较低处,又雕刻了一个双手合抱,身体微微前倾的人,他头略抬起看望高处坐着休息的人,是在等待禀告或接受指令的样子;接着又在其最低位置左边,雕刻了一个迈步向左离开的人,在此人的前上方,还一个挑着担子赶山路的人,挑夫是从一住房出发的,他因负重跟不上走在前面休息等候的三人,所以,这个人回走接应挑夫。

同样,这个区域图案也刻画了五个人身份特征的差异,一个身世显赫,四个下属跟随服务,是前一个画面所述的五个人特征的后续再现,不过现在是路途中罢了。

最后,在构件中间上部,雕刻了佛祖与他们如影随行的图案。

石构件之六:又一小型栏板上,除了雕刻佛教活动与人们赶路休息场景外,局部还雕刻了一个人面前有一只小桶及其用葫芦接水的画面。

石构件之七:两块石护栏中分别雕刻了一头野猪和一只穿山甲画面。

这些构件雕刻艺术水平高,图案精美,规模较大。部分构件图文并茂,互相陪衬,表达了既独立又关联的完整内容。构件被毁前,主要安放于气势宏大的中殿佛龛与门前坎子沿线,位置突出,其连接后是长度超过20米的巨幅石画。置于坎子的构件除了护栏与美化寺院作用外,又与位于佛龛的大型石雕系列图案,隐晦地讲述建寺僧人寂受的故事,不过被其假借佛教场所掩盖了真相难以识破而已。

那么,以上石构件图文是什么意思呢?

(一)龙饰纹蕴藏了建寺僧人的帝王身份

华严寺建于明初,构件上形态多样的龙饰纹,是建寺僧人之前人生轨迹的展示。反映了朱允炆实施保位治国方策,触动了燕王朱棣权利遭到致命反抗。“清君侧,靖国难”事件发生后,朱允炆担心皇位不稳,最终宝座还是被凶猛如虎的燕王所抢,升龙折翼为降龙,最后成了地面逃亡的潜龙。据《明史》记载,“洪武三年下令,除皇帝外,不得雕饰龙凤纹”。因此,龙纹是皇室专利,证明了建寺僧人的帝王身世。这些石构件上的龙纹又与《解读》一文中“盟誓碑”上发现雕刻的简易龙形对应,也证明了永乐五年正月发誓出家的前任皇帝朱允炆,仍然栖息于西望山寺院从林之中。

据《息烽文史》载,“华严寺属于七进大寺院,是西望山规模最大的宏伟建筑群,僧人多时有千余”。当时,要修建规模如此巨大的寺院,在资金技术人力充分保障前提下,至少需要五年以上的建设工期,期间朱允炆隐藏于土司安氏祠堂,一边修行和一边建寺。为什么西望山建于明初寺院的构件图文政治生活色彩浓厚,破了佛教禁忌,说明规划设计都出自朱允炆本人,因为他是帝王也是佛,不完全受佛教束缚,有权变革。佛首龙身纹饰,证明了僧人寂受出家前是真龙之躯,还证明了出家修行过程。设想一下,华联寺兴建于明初,佛首龙身纹的人,唯有下台皇帝朱允炆符合这一条件,因此,纹饰指向明确。一般的龙饰纹都雕刻在构件上方或重要部位,而石磴上的“龙”却雕刻于整个画面的角落低处,证明了朱允炆此时是躲藏的潜龙身份。

朱允炆永乐五年出家时已有30岁,享年64岁,期间30余年可云游四方,难免暴露身份与心里历程而留下痕迹被人发现与利用。佛首龙身纹还印证了据说是朱允炆云游云南、广西时写的诗文,如“僧为帝,帝亦为僧,数时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又如诗云:“阅罢楞言磐懒敲,笑着黄屋寄团瓢。南来嶂岭千层迵,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

(二)图文相互依存交织披露了人文历史与自然奇观

⒈“大江东去,淘去千古英雄,叹当年岭鹫湼槃,侣属慈心高眼”诗句,凸显了帝王身世与气魄,也折射了出家修行重获新生的感慨,也是建寺僧人给自己的历史定位。自古以来,帝王本是英雄豪杰的代名词。朱允炆为保位治国,采取措施必然触动燕王朱棣的权利,进而夺位自救,两者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勿以成败论英雄。朱允炆在这场帝王保卫战中以失败、逃亡、出家告终,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仍然是千古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此外,“雄”的别字写法,也导出了曾经的帝王,由于出家归隐,像一只“鸟”栖息于西望山,并且,这只“鸟”又与《解读》一文中所阐述的“盟誓碑”是“鸟”的形状及其碑上所刻的小“鸟”的画面本意“西”字对应。

⒉笔者在《解读》一文中,对“白马西来”诗句作了并非指佛教传来之意,而是指永乐五年正月于水西西望山、土司安氏祠堂盟誓出家以来的感叹,得出了诗词是歃血为盟在场人所书写的结论,现考证当时的判断是客观的。诗词中“白马”二字对应石磴图案中的“马”,或者原本雕刻的就是一匹“白马”为盟誓所用;头戴官帽牵着白马的人则是水西土司首领安氏,这一细节刻画了对盟誓的高度保密和官员身份暗示,为事后解谜埋下了伏笔;石磴中的龙纹便是逃亡潜龙朱允炆。当朱允炆和土司安氏首领及白马同时出现,刻画了一幅暗示永乐五年正月盟誓时的场景,这充分证明了毗庐寺盟誓之人是朱允炆与土司安氏首领。因此,石磴上的图文也是对“盟誓碑”所赋予文化的回应,也证明了《解读》一文中以“盟誓碑”上所发现的证据推断结果的正确性,再一次印证了“盟誓碑”是朱允炆所书所立的判断。

⒊诗句“别却一天日月”中“日月”二字,与“盟誓碑”上“日月”二字对应,指朱允炆一行现在脱离了永乐五年正月盟誓出家归隐时的凄惨绝望场面,正因为栖息西望山安氏土司祠堂修行至华严寺建设落成,佛法化解了人间烦恼,悟透了生命、福祉、智慧的本质,重新获得了新生,反映走出了阴影的心情与氛围,都是一同出家的伴侣具有长远眼光所致。也印证了华严寺遗址旁边另一坐塔林石刻:“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映带左右、激湍溪流。乐岩泉而绝名绝利,隐寒山而忘荣忘辱。忽谈经论佛,……飞身见佛”诗词的人生总结和对西望山风光的赞叹,同时,也披露了自然奇观的存在。诗词中“飞身见佛”,指华联寺处于西望山较高海拔位置,其正前方有一览众山小似飞越的感觉。当顺着华联寺中轴线向远处眺望,视线被东西走向山脉所形成的山峰阻挡,其山形酷似巨大的天然坐佛,它正面对着华联寺,即便是看见了佛陀之意。

⒋ “螭坳”二字折射出诗词作者之一是朝廷史官身份。“令后世螭蚴”中的“螭坳”一词,是指宫殿螭阶前坳处,朝会时为殿下值班史官所站的地方。那么,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我本是建文帝朝会值班史官,由于朱棣夺皇位成功,便随同朱允炆一起逃亡到西望山,还成了出家僧。诗句证明了值班史官是朱允炆与土司安氏首领结盟的鉴证人,还证明了石构件上诗词是朱允炆和朝廷史官共同所作,不过,皇帝书写了诗的上阙,而史官则书写了诗的下阙。

同时,一首诗词或一幅对联由二人完成,也符合古人吟诗作对的特点。

(三)同一石构件不同位置图案刻画了朱允炆在位和逃亡历程。据《大明会典》记述:君臣议政之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当然,皇帝单独诏见大臣或下属有事禀奏同样行君臣礼仪。石构件上的图案,不仅体现了朱允炆在位时高高在上所享受的最高礼仪,还折射了逃亡时有四个大臣追随。也体现了逃亡途中应该少些或者没有君臣之礼仪,但下属不忘君臣之分,有尊有卑,仍行跪拜之礼,这恰恰反映随逃大臣的对朱允炆矢志不移的忠诚度。当然,他们逃亡中,佛祖一路保佑,有惊无险。

(四)五爪行龙纹饰警觉张望远处,刻画了朱允炆在位时对“靖难之役”处境的忧虑,披露了他认清了形势,并做好了充分准备。因此,他们一行于燕王朱棣攻入皇宫前便分批乔装后从城门逃走,不过皇帝朱允炆与朝廷值班史官一同离开京城。

(五)朱允炆一行途中须避开要道、闹市,还要东躲西藏,造成吃喝不便,因此,石构件刻画的草帽、小桶、葫芦属行程上必备的生活用品,也恰恰证明了他们是逃亡的人。

(六)石构件上“猪”形纹饰寓意“朱”姓,暗示朱允炆为求生成了“野朱”,如“穿山甲”般的生活于荒山野岭。此外,“猪”形态又与毗庐寺遗址石狮的“猪鼻子”、“猪尾巴”寓意“朱”姓及恐慌神情相对应,证明了朱棣对朱允炆追杀程度之猛烈;也证明了石狮外貌是朱允炆逃亡途中狼狈不堪样子的反映;还证明了水西土司安氏首领因庇护朱允炆并与之兄弟结盟承担被皇帝朱棣灭族的风险。

另外,位于凤池寺一对石刻蛇纹怪兽向天卖萌样,与毗庐寺遗址石狮恐惧样,所刻画的动物形态特征,揭示了朱允炆栖息西望山后脱离了苦海的得意心情,证明了凤池寺及其银杏树也是他所建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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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寺残碑透露的历史文化信息

位于毗庐寺遗址的建寺残碑,历经四百多年自然风化与人为损坏,有些碑文还可辨可读。残碑中榜雕刻着“皇明万历十八年岁次庚寅明壬午吉日立,太学士张问达撰”字样,其中“十八年”三个字处再识别后,发现有特殊的合体字存在。书写碑文之人有意将不同文字叠加,混淆视线要隐瞒或暗示什么呢?特别是位于“十”字处的合体字,结合当时历史背景考察后,又分别辨识出“今、杏、王”三个字存在。当以“杏、王”二字出现时,在“杏”字的左下方有一个倾倒快要着地的“王”字存在,而且“王”字须借“杏”字上部“木”字中的一撇拉长方能形成;位于“八”字处的合体字,识别为“合”字;位于“年”字处的合体字,又识别出“堂、重”两个字存在。

另外,在残碑的右边雕刻了数量众多的文字,字迹风化严重,难辨认,大致内容是建寺过程与功德。

同时,在残碑中榜位置左边依次排列雕刻着:第1列“贵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宣慰大人安万铨、安国亨”;第2列“宣慰使司大人安民□□”;第3列“宣慰使司□□安疆臣”;第4列“□□安尧臣”;第5列“□□阿瑧”字样。最后,碑文落款雕刻着“明万历伍年岁在丁丑黄钟月癸巳日开建九龙岗……”。据毗庐寺遗址痕迹判断,残碑原立于上殿正门前坎子上。那么,上述辨识的碑文是什么意思呢?

在回答问题之前,先考证张问达是以“大学士”或者“太学士”的身份撰写碑文。据《息烽文史》载:“安国亨遵照他信佛的母亲意愿,在西望山建立了毗庐寺和报恩寺,请‘大学士’张问达撰写了碑文”。显然,文献所载张问达是“大学士”而非“太学士”身份。现对残碑上字迹考证后,得出是“太”字,非“大”字,即张问达是“太学士”而非“大学士”身份。因为,在明朝“大学士”与“太学士”有本质区别,一字之差折射出了朝廷官员张问达隐瞒真实身份的意图。

据《明史.官职一》载:“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 而“太学士”是指在京师设立的国学就是国子监,也称太学〈最高学府〉,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就应该是所谓的“太学士”,也就是古代常称的文化人。由此可见,“大学士”与“太学士”除了是否是公务员外,还有官职、品秩、皇帝备用顾问等区别。

据《明史》张问达传,“张问达,字德允,陕西泾阳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历任高平县、潍县知县,有德政。征召授官刑科给事中。……。提升礼科都给事中。……。万历三十年,征召授官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冬天,成为吏部尚书。掌管朝内朝外的大事,……。”国史清楚记录了张问达在仕途上升迁的官职与时间,他没有“太学士”经历,也没有被授予“大学士”官衔。至万历十八年,官职从县令到刑科给事中,之后提升到礼科都给事中,品秩仍然是七品。据《明史.职官志三》:“洪武六年,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始分为六科,……,每科都给事中……”。那么,六科给事中的职权在《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六科》载:“凡制救宜行,大事扭奏,小事暑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暑付部,驳正其违误。……。”予以明确。由此可见,给事中职权之大,是皇帝身边亲信大臣。但张问达职位由刑科给事中升礼科都给事中的变化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万历皇帝秘密派其调查朱允炆下落案件或到西望山撰写碑文是其职责所在。

为何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要假借“太学士”身份撰写碑文?因为“太学士”是文化人的标签,以此名誉不易被怀疑,掩盖其是皇帝秘密派来的朝廷官员身份,真正意图是私下代替皇帝前来慰问朱允炆在天之灵之目的,同时,也不易暴露皇帝对此事的决策作用。

据《明实录》载,“一天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张居正对话,万历皇帝问: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后云游四方,无人能知者。”椐《明史.卷二十.神宗一》载神宗万历帝:“……。甲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诏赦天下。祀建文朝尽节诸臣于乡,有苗裔者恤录”;又载“十二年春。已巳,释建文诸臣外亲谪者。”以上国史所载说明皇帝朱翊钧对“靖难之役”历史事件高度重视,用了十年以上时落实“苗裔恤录”政策。期间帝朱翊钧深究了朱允炆案子,之后秘密派人寻找其踪迹,调查重点放在史料记载及传说最多的黔、广、滇区域,加之有政策,很快于贵州宣慰使水西土司亲自管理的西望山麓找到其归宿。但是,万历皇帝对朱允炆归宿问题出于政治、宗教等因素,要求继续保密,仅私下祭祀,就象什么事都未发生过。因此,笔者曾在《解读》一文中作了判断,就水西土司安氏把祠堂改建为毗庐寺,同时兴建报恩寺,除了落实“苗裔血录”圣义要求外,就近十年来水西土司安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矛盾斗争被朝廷镇压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是祖宗庇护朱允炆的功德与他们在天之灵保佑的结果,更是当今皇帝谅解与关爱的结果。因此,朱允炆于永乐五年正月发誓出家后,一直以僧人身份隐藏于毗庐寺前身水西土司安氏祠堂中多年。祠堂除了贡奉安氏先祖外,还变成朱允炆僧侣修行居所,已经是寺院功能了,这也是水西土司安氏将祠堂改造为寺院的另一原因,由此推断了寺内所贡佛像是建文帝的化身。

另外,报恩寺遗址散落柱子用的八面大石磴近三十个,部分石磴和石梯雕刻着精美图案约八十余幅,有佛教文化、彝人风俗、花草动物,还有“恤孤”的。“恤孤”画面除了对皇帝“苗裔恤录”政策的感谢与回应外,也披露了水西有建文帝朝臣遗孤存在,证明了建寺之前或过程中,土司安氏首领已将永乐五年正月盟誓之事密奏皇帝,暗中配合朝廷官员到水西调查确认。

碑文所涉及水西一方,还反映了参与兴建寺院的是贵州宣慰府前任与在任宣慰使司安万铨、安国亨、安民,以及在宣慰府中任职的其他安氏官员,同时,他们都是水西土司安氏家族的核心成员。说明了朱允炆之事在土司安氏中仅限口传心记,也说明了水西土司安氏既以地方政府名誉又以家族名誉建庙祭祀,同样也体现了贵州宣慰府水西土司安氏首领的高度重视。

据《息烽文史》载“张问达亲临西望山,不仅书写了毗庐建寺碑,还另外撰写了报恩寺建寺碑。”不过,报恩寺建寺碑早已不知去向。但是,皇帝亲信大臣能够书写两个寺院建寺碑的意义本身不寻常,已经披露了张问达代表皇帝前来认可与感谢水西土司安氏所做的一切,以此了结朱棣一脉子孙帝王对朱允炆心中的愧疚。因此:

当碑文以“皇明万历十八年岁次庚寅明任午吉日立,太学士张问达撰”呈现时,所披露的信息有二个方面,一是碑文含义为“英明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为缅怀因‘靖难之役’、‘壬午殉难’的建文朝君臣,秘令贵州宣慰使司宣慰大人安国亨在朱允炆曾经出家的安氏祠堂建寺纪念,并要求重建徹颖和尚塔林;二是寺院和塔林建成后,万历皇帝又于1590秘派隐瞒朝廷礼部都给事中身份的张问达替他前来西望山凭吊朱允炆,同时,张问达还以太学士名誉亲自书写了毗庐寺的建寺碑文”。

当碑文揭示的上述信息不变时,增加了合体字“今、合、堂、重”含义后,其内容本质仍然未变,却另有所指。据《息烽文史》载,“……华严堂又名今合堂……。”经考证“今合堂”本意指现在聚集在一块的人,这些人是建寺的组织实施者,有张问达、安国亨及安氏家族核心成员,当然还包括遥远的幕后指挥万历皇帝了。因此,“今合堂”不是“华严堂”别名,是虚拟名称,实则不存在,目的是修塔人出于隐瞒朱允炆归宿与自身秘密的需要。那么,张问达为何在毗庐寺建寺碑中又以合体字形式暗示呢?想必是万历皇帝出于深刻的政治与宗教考虑,不能公开指责祖先篡位是非,有意将他已解的历史悬案留给后人再解比较适合。正因为如此,建寺碑才以合体字形式透露毗庐寺、报恩寺与徹颖和尚宝塔的关系,有了证据支撑。而塔林碑文所述“今合堂重为监造”字样,实则是指上述的官吏或职员是第一次重造的人,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塔上对联是安国亨和张问达分别书写的判断。

当碑文在上述内容再增加合体字“杏、王”二个字时,其含意指向了华严寺“银杏树”下躺着一个“帝王”,而这个“帝王”就是过去的皇帝朱允炆,这是重造塔林与建庙祭祀的本质所在。正因为如此,朱允炆于建设华联寺时已经选择了归宿地,银杏树也是他亲手所植,也是其化身。

碑文落款,意思是位于九龙岗的水西安氏祠堂改建成毗庐寺,于明万历1577年开工,又于明万历1588年落成,工期十年,用时很长,说明水西土司安氏在寺院建设上用心良苦。朝廷于1572年颁布了“苗裔恤录”,而万历皇帝心腹张问达是1590年莅临西望山,期间朝廷与水西土司安氏还有多少秘密故事不得而知。

四、史载建文帝葬于西山透露的历史文化信息。

据《横州志》载,明正统〈公元1436—1449〉年间,时建文帝住持,有扩建,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帝归养西内后,遂不知所终云。”据《明史.英宗本纪》载:“正统五年中,丁巳,广西僧杨行祥伪称建文帝,械送京师,锢锦衣卫狱死。……。”于是,受国史与地方志的影响,建文帝遗踪传说在民间不胫而走,越传越神,期间难免个别人知情者无意间泄露了建文帝“葬西山”或者“刻碑天下大师之墓”等片言细语,被人猜测传说。而且,巧合的是燕京城附近有一个叫“小西山”的皇家陵园,专门安埋没有资格入葬昌平皇陵的皇室成员,包括被废的皇帝等。来自各方材料被史学家们搜集整理便形成了《吾学编》、《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明史纪事本末》等史书中关于朱允炆踪迹的类似记载,其内容综合后是“建文帝入宫,称老佛;寿终正寝,死于永安宫,葬于西山,刻碑文为天下大师墓”。

关于朱允炆归宿问题,在前面叙述已经给出了两个时间点的结论:一是“大明辛酉五月”,是朱允炆圆寂后被水西土司首领安葬,他的秘密仅限于安氏和随其一同逃亡出家的在世僧人知道;二是万历年间今合堂的人清楚。另外,关于建文帝死后葬于北京西山的记载,自明朝后期以来,许多学者相继考证实属无果,怀疑文献真伪。

首先,古代横州是今天的广西横县,广西与贵州毗邻,建文帝云游仗锡横州城外的南山寺院很正常。而《明史.英宗本纪》与《横州志》所载,问题都集中在“正统五年,即1440年这个时间焦点上,两者记录年份一致说明了什么?又与徹颖和尚圆寂“辛酉五月”日期有何关系呢?一是建文帝身体健康问题严重,要回到有“西”字地名的家养病,知情人预计其命将休也;二是广西、云南是建文帝云游平凡、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其身份已被知晓或者置疑,最后被人冒充利用。之前对徹颖和尚宝塔上有“辛酉五月”碑文,已经分析了朱允炆卒于1441年5月,这个时间点说明他于1440年从广西回到贵州水西西望山后病情更重了,于次年五月过逝。由于《横州志》载朱允炆因病从广西回归时间,又与徹颖和尚圆寂“辛酉五月”在时间上十分吻合,也就是说明生病、归养西、去世符合逻辑关系。另外,《横州志》载还导出了建文帝僧友不知道他的核心据点是贵州水西西望山,只知道他要回到皇宫内的西宫养病。再一方面,建文对僧友说要回到宫中,实则不然,他要回归继续隐瞒的核心据点,早已备好的归宿水西土司安氏拥有和管理的西望山。

其次,假如朱允炆回到皇宫被接纳,颐养天年之后,低调葬于北京西山,其结果是背叛了为他而惨死的群臣,背弃永乐五年盟誓承诺,也是逃兵之流,与其出家人的品质也是格格不如,说明他眷恋王权与生活的思想一直埋藏于心中。这样一来,他的操守与形象问题大了,没有必要同情,失败与被唾弃是自食其果,这就巅履了朱允炆在历史上宽政、儒雅、改革开拓、正面积极的印象。因此,人们对史载朱允炆回到宫中始终持怀疑态度,结果是朱允炆绝对不会回到宫中去。为什么呢?史载建文帝死于“永安宫”,查阅北京故宫内所有宫殿,没有找到“永安宫”的名称。据《北京故宫知识大全》载:“故宫‘永和宫’,原为‘永安宫’,崇祯时改叫此名,……。”现在姑且不管崇祯皇帝出于什么原因更改宫名,“永安宫”被知道朱允炆归宿秘密的人巧妙运用,另有所指,目的还是隐瞒朱允炆真正归宿,不过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万历年间。因此,“永安宫”是指永乐年间贵州水西宣慰使安氏首领为其修建的宫殿,即华严堂〈寺〉或西望山寺院群的本意。当然,在万历十八年张问达来到西望山之前,朱允炆外逃及归宿问题已经被皇帝朱翊钧秘密调查认定,此次又秘派亲信到西望山撰写建寺碑文是最好的佐证。上述“帝葬于西山”记载中,既然朱允炆已经回到皇宫,直观给人他死后葬于北京西山的合理性,编造他回到宫中死后葬于北京西山的历史,还是出于保密需要混淆视听,搅乱思路,目的还让这个人的秘密随他去。但其实不然,史料所载建文帝归葬“西山”真伪,已经从另一角度披露了朱允炆归宿的客观所指。也就是说,全国范围的山名叫“西山”的很多,它不是指京城“西山”,而是指外地“西山”,息烽也有“西山”〈西望山简称〉。因此,明清两朝撰写历史的官员们将搜集到的材料未辨析,直接复制困惑了后人。另外,史料载“刻碑为天下大师墓”文字,其中的“天下大师墓”与徹颖和尚塔碑中榜雕刻“华严堂上徹下颖大和尚塔”碑文的缩写“上下大和尚塔”含义一致。以上的文献与呈现的证据,又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史料中所载朱允炆葬于“西山”,实质是暗指贵州水西宣慰使安氏拥有并亲自管理的“西山”,也就是现在的息烽“西望山”。

五、村名与状元名相同透露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息烽鹿窝镇三友村毗庐寺遗址的毗邻处,有一个村的名字叫“胡广”,同时,“胡广”也是朱允炆在位时钦点状元名。据《明史》147卷胡广载:“胡广明朝文学家、内阁大巨,生于1370年,卒于1418年,1400年即建文二年庚辰科状元,在朱捸朝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胡广与同乡王敬止参与殿试,试官议定由王敬止夺魁,因其貌不杨,被建文帝黜为第二名榜眼。当时正值“靖难之役”,胡广文中有“亲藩陆梁,人心动摇”语,天子亲点为庚辰科进士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并赐名靖,授翰林修撰。朱棣攻应天府时,止自杀,胡出城迎附朱棣,之前投降。”基于前面考证结果,村名“胡广”应该与建文朝状元“胡广”名字有历史关系,说明朱允炆发誓出家于贵州水西西望山后,之前凡尘之事仍然埋藏于心底。随着时间推移,永乐年间朝廷官员动态不时传到耳根,更激起他对“靖难之役”、“壬午殉难”中惨死忠臣的怀念,对“胡广”之流背叛的愤慨,于是,给这个地方取名曰“胡广”。另外,“胡广”于成祖朝辉煌的人生成就,说明钦点与国家以貌取人的失败教训,也说明朱允炆自省识人用人的问题,反映出用人不当也是下野的主要原因,进而折射出对忠臣未以势取国的怀念与愧对,更是对随逃大臣不离不弃的感激。同时,也表达了对背叛之陡的不耻。因此,村名与状元名相同不是巧合,应该是朱允炆有意于西望山留下的线索。鉴于朱允炆行事风格,“胡广”村某处可能留有实物证据。

总之,以上所列举证据或线索具有的独立性、关联性、指向性,核心问题是“徹颖和尚宝塔”。朱允炆的神秘行踪,既是他与当时水西土司安氏首领被迫精心设计的共同逃生谜局,又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出于政治、宗教需要有意留下的历史悬案。由于考辨过程预判结果是便于赘述,也辨证地审视文献记载,加之受主观与客观因素制约,材料还存在较多问题与不足,目的是引起社会关注、关心、参与争鸣,共同努力推进考证工作,还历史真相。西望山寺院群明初是水西土司安氏首领为朱允炆修建的秘密行宫据点,僧人是地下武装力量,既保护朱允炆的人生安全,又保护土司政权稳定。水西土司安氏掌管的西望山僧人秘密武装组织,其体制持续到明末清初。水西土司安氏一千四百七十四年的政权历史,除了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治理属地有方外,还与其秘密地下武装力量的作用不可分割。水西土司安氏兴起、发展、昌盛于乌蒙山区,核心治所在大定,为何将祠堂建于遥远的西望山?其政治智慧秘密也寓于其中。水西土司首领安国亨善摩崖书刻,周边县有他留名的墨宝,唯有西望山众多石刻未发现,是出于隐瞒保护朱允炆归宿的需要。西望山明朝期表面是佛教文化,本质是帝王文化、土司文化、乌江流域上游彝族文化,是贵州古代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息烽古文化精髓。当然,这些文化随着明清社会动荡、政权更替、移民迁徙、改土归流,水西土司安氏失去了政治舞台与经济基础后逐渐衰落,其文化也被挤压收缩,直至本区域被忽视遗忘。

因此,鉴于西望山寺院遗址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宝库,为使其真正活起来,当下工作重点是对文物的全方位保护与清查考证,防止“古迹”再毁损和历史再沉睡。

参阅资料:

1、《明史》;

2、《息烽县志》;

3、《息烽文史》;

4、《大定府志》等。

2019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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