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土屋
□李正君
几十年前,农村的住房大多是土屋,木房和石房很少。
为什么土屋多呢?因为相对于建木房和石房来说,建土屋最经济最简单最省事:泥巴遍地都是,不花钱;木料用得少;除了砌筑基础,其他地方几乎不用石头;技术性不算高,可以不请匠人(省一笔工钱),只要有一套齐全的筑墙工具,请亲戚朋友帮帮忙,就能够完成。
土屋的结构基本相同:前后左右四堵外墙,其中左右两堵墙的顶部呈“人”字形;木制部件有主梁、檩子、椽子等。所不同的是顶上盖的东西: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盖青瓦或红瓦,条件差一点的人家盖茅草。那时候,到处都有盖瓦和盖草的土屋;习惯上,我们又把后者叫做草房。
土屋象征着贫穷,如果有人说哪家“住的是土墙房子”,谁都能听出他的话外之意:那家人穷得很。
其实住木房子和石房子的人家也不富裕。那个年代,无论城市和农村,除了有人拿工资的人家,哪家的生活不是紧巴巴的、吃了上顿愁下顿呢?
我家的土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父母被残暴的祖父赶出家门,在同村我的一位姨爹家寄居了几年之后,在姨爹和其他亲友的帮助下,千辛万苦才筑起来的。它的每一堵墙的每一寸泥土里,都凝结着父母的血泪和汗水。
但是,幼年的我,哪里懂得生活的艰辛,哪里感受得到土屋在父母心中沉甸甸的分量呢?在我的眼中,土屋很丑陋、很寒碜;它的墙上到处都有裂缝,有的大得怕人,我总担心它突然倒塌,把我们一家压死。我艳羡着村里个别住砖房和木房的人家,盼望着我家的土屋快点消失,代之以崭新的楼房。
我家的土屋坐北向南;从正面看,如果略去盖瓦的顶,正好呈一个“凹”字形。
“凹”字左边是东厢房,右边是西厢房,两边厢房的格局和采光完全相同:第一层都是两间,前一间的南墙和后一间的北墙上各有一个小窗子,前一间相对较明亮,后一间较为昏暗;上面一层都是一个整体,顶上的小青瓦之间都盖了一片玻璃亮瓦,能照进一线天光,使楼上的空间不至于暗无天日。
东厢房第一层的前一间,有一张铺着笆箦,笆箦上面铺着稻草,稻草上面铺着破旧毯子或床单的床,俗称为“马槽铺”(这种床睡的时间长了,中间会凹陷下去,形状略似马槽,故称),这是我和哥哥、弟弟共同的“狗窝”。“狗窝”正前方,也就是窗子下面,放着一张抽屉,这是我们兄弟三个合用的书桌。后面一间是父母的卧室。上面一层镶着木楼板,堆放着稻谷、干猪草和少量米糠;父母在稻谷、干猪草、米糠旁边的空处,为姐姐安放了一张稍小的“马槽铺”。每天晚上,姐姐要从我们兄弟三人的“狗窝”前面的东南角,踩着木楼梯到楼上去休息。
西厢房第一层的前一间是灶房,贴着西墙砌了一个略呈三角形、一边有弧度的大灶头。灶头分为大灶和小灶。大灶用来煮猪食,小灶用来煮饭。连着墙的是大灶,灶膛很大,上面常年坐着一口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潲锅(煮猪食的大铁锅);小灶与大灶相距不到一尺,灶膛相对小得多。灶头后面的北墙下站着一个碗柜,碗柜的一侧钉着两颗钉子,一颗吊着筷兜,一颗挂着滤饭的筲箕。紧邻碗柜挨着门的地方,横着一口用五块石板镶接而成的大水缸,一块水泥板将大水缸盖了一半多;蒸好饭的木甑子从铁锅里抱出来,就放到水泥板上。后一间是放锄头之类农具和冬天烧炉子的地方;同时也是客房:在西北角安了一张稍小的“马槽铺”,如果来了一两位客人,晚上就安排在这里歇息(如果有三四位客人,就需要安排一两位到邻居家借宿)。靠门的地方有一张旧的三抽桌,上面放着我家当时唯一的电器——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上面一层,靠南的部分铺着竹楼笆,楼笆上一般放着苞谷棒子和腊肉,凭着楼下灶头上四季不断的烟熏火燎,苞谷棒子被烤得很干,便于脱粒,腊肉也不会因“失火”而变坏;靠北的部分镶着木楼板,也堆放着干猪草和苞谷棒子。
“凹”字中间凹进去的部分,是东厢房和西厢房的外门之间的一小块空地,俗称为“檐子口”,我们叫“坎子”。要从外面进入东厢房或西厢房,必须走这个“坎子”。凹进去的那根短短的横线,是用青砖砌的堂屋的南墙,也就是前墙,墙的正中间是大门,大门两侧各有一扇窗子(起初没有这堵墙和大门,只是用抓钉抓着的一排木板)。堂屋里面,南墙的两扇窗子下,经常码放着一堆水泥;西墙下有一个木头做成的鸡圈,鸡圈的盖子是一块很厚的水泥板,这是父母当年制作水泥瓦的台子;东墙下钉着一溜六七层的“瓦架”,制作好的水泥瓦放入母瓦后,就端过去放到瓦架上晾干。北墙上,早年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正规的香火牌位,只贴了一排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时候的同一张黑白照片;后来哥哥结婚之前,父亲才请村里一位老先生写了香火牌位,供奉了列祖列宗和观音菩萨、关圣帝君等,两边还有一副从书上抄来的对联:清溪采藻明其洁,静夜焚香告以诚。此外,在堂屋的西南角还安放着一副青石大磨,主要用来磨苞谷面;一想起那些推磨的时光,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轰隆轰隆的声音。
土屋最大的好处是冬暖夏凉;最大的缺点是怕下大雨,尤其是“偏东雨”。
每逢狂风暴雨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就焦虑不安。他们戴着斗篷或撑着伞,查看四堵外墙特别是东西两堵山墙的情况。雨点砸在墙上,雨线扫在墙上,墙上的泥土簌簌簌簌往下掉,墙根下很快就铺了一层,父母束手无策,只求老天菩萨让大雨快点停下来。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晚上,父亲和母亲更是担心得睡不着觉。
有一天晚上,大雨如注,土屋西墙下排水的暗沟堵住了,积水很快漫上沟沿,眼看就要淹到墙根。父亲和母亲发现了这一险情,赶紧把我和哥哥、弟弟叫起来,母亲举着电筒“照亮”,我们七手八脚,迅速搬开盖在暗沟上面的石板,举锄头,挥铲子,一阵忙活后,终于将沟里淤积的泥土清理干净,看着水畅快地排出去,大家才松一口气,回屋换了衣服睡觉。
农村人也是爱美的。条件稍好的人家,会在土屋的外墙上涂抹一层石灰,一眼望去,土屋周身雪白,仿佛一瞬间脱胎换骨,不食人间烟火了。这样的极品土屋,如仙鹤立于鸡群,乔松生于灌莽,美得让我哑口无言。我羡慕着、嫉妒着:唉,我家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土屋呢?
我家的土屋没有过这种让人惊艳的外表,不过,只要有“材料”,我们姐弟也会把某一间屋子“营造”得很有味道。我们把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一些报纸展开,把废旧课本拆散,然后在墙上刷上浓稠的米汤,将这些纸一张挨一张糊上去,再在合适的位置贴上姐姐买来的潘虹、张瑜等电影女明星的照片,为墙壁遮丑,整个屋子顿时变得新崭崭的,而且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从此,没事的时候,我爱在白昼的微光或夜晚的昏灯下,在屋里站着或坐着读“墙报”。有时也会读到心仪的内容。弘一法师集《华严经》句子而成的一副对联,就是那时从我家的“墙报”上读来的;虽然不懂其意,却也无由的喜欢,所以至今还记得那十四个字: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
我们渐渐长大,先前的“狗窝”已经安放不下我们兄弟三人;再说,也不能一直让姐姐在楼上与稻子、米糠和干猪草为伴。20世纪80年代初,父母向大姑家借了一笔钱,再添上自己积攒的一点钱,在土屋左边“配”了“两个进出”的平顶砖房,楼上楼下共八间。我们姐弟搬进了新房。稻子、米糠、干猪草和一部分苞谷棒子也堆到了新房的楼上。父母继续住在土屋里。我们除了在新房里学习、睡觉、打包谷(将苞谷脱粒)外,煮饭、吃饭、煮猪食、推磨、帮着父母做水泥瓦等事情,仍然在土屋里进行。
村里的平顶砖房一年一年多起来。这些房子前面的外墙上大都贴了白色、黄色或豆绿色瓷砖,看上去有一种洋气的感觉。在春天和夏天,这种洋气与花草树木的荣华打成一片,不再像土屋那样丑陋和寒碜了。除了外观漂亮之外,平房至少还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像瓦房那样三年五载要检修一次屋顶,二是楼顶上可以晒粮食。多年后,人们又发现了平房的另一个好处:便于在屋顶安装电视收视锅和太阳能热水器。
仍然住着土屋的人家,都在磨死磨活,梦想着有一天住上砖房。
我家虽然有了几间砖房,但老旧、破败的土屋还在,它像一个碍眼的贫困标签贴在那里,任凭父母怎么努力,总是迟迟难以撕掉。
一九九八年,我家的土屋终于拆除了,用空心砖在原来的屋基上建起了平房,前面的外墙上贴了白色瓷砖,亮滑滑的,晃眼睛。我很高兴,我家的土屋彻底消失了,全家人再也不用住土屋了。
现在,二十五年过去了,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强烈地怀念起我家的土屋来了。没有照片,我只能在记忆深处还原着土屋的样貌,慢慢地,它仿佛又立在了老家的屋基上:黄色的有着巨大裂缝的墙、盖着小瓦的人字形屋顶、凹进去的“坎子”……跟左邻右舍的房子一起,掩映在一片春天的繁华中。
闭上眼睛,我又看到了土屋里的一切:灶头、潲锅、碗柜、甑子、鸡圈、磨子、瓦架、犁铧、水缸、桌子、板凳、“马槽铺”、糟辣椒坛、酸菜坛、腊肉、稻子、苞谷、半导体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半自动洗衣机……
哦,原来土屋并没有随着时光远去,当我怀念它的时候,它的样貌和它里面的所有内容,都会在我记忆的屏幕上,一一显现。
摄影作品
《大地星光》 何超 摄
《高铁广场》 何超 摄
(2024年第9期,总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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